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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特聘教授魏江春院士:八旬回眸

 

人生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走什么路以及如何走,是自己选择的,主动权在于自己。然而,客观条件和机会是自己无法选择的,主动权不在自己。不过,一切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而准备的主动权却在于自己。

儿时总觉时间过得太慢,期盼欢度新年,快快长大。暮年则深感日月如梭,欲做之事太多,时不待我。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地球已经围绕太阳周转了八十个圈!我对一路走来的往事点滴的回忆,如能对后来者起到某些借鉴和引以为戒,我将感到欣慰。

 求  学

我出生在国耻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十九天。我三岁丧母,是在姐姐的关照下直到八岁入学。那年正是1939年秋季,陕西咸阳学道门小学为躲避日寇轰炸,由城中心迁至被扩大了的我们魏家泉村小学,以能起防空作用的窑洞为教室。于是我就在该校完成了四年的小学学业。当我刚学会写字的时候,我便用粉笔在我家二门楼门楣上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大字。从那时起,我的脑海里就一直存在着一个百思不解的问号:为什么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泱泱大国的国土和人民竟能长期遭到一个小小邻居的践踏和蹂躏?!

由于希特勒德国在欧洲战场的失败,日寇对咸阳的狂轰滥炸也有所收敛。于是,在1943年秋季,学道门小学又迁回咸阳城中心原校址,我也随校进城继续就读五年级。我虽身处抗日大后方的陕西咸阳,然而,小学时光却是在日寇轰炸机的隆隆响声中度过的。

我1945年小学毕业。就在那年暑假的一天,我正在门外玩耍,一位叫陈彪的村民从县城回来,在村前路上边走边高声呼喊:“日本投降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更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这消息迅速传遍全村的家家户户,人人兴高采烈,全村欢腾。抗战终于胜利了!这情景迄今一直时不时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犹如昨日事,历历在目!

我怀着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喜悦走进了初中课堂,并希望像诸位兄长那样进而走进高中和大学的课堂。由于我的家是由父辈兄弟四人及其后代所组成的大家庭,诸兄长均在外从业,家父为了让我继承家业,决定在我初中毕业后便终止学业。这一决定重重地打击了我继续求学的愿望。为此我曾向我舅父写过一封长信,希望他能说服家父。然而,1948年的暑假,高中升学考试日益逼近,家父却仍未放行。当时我在想,如果母亲健在,我的处境会这样吗?无望之下,我便去母亲坟地大哭一场!此情此景被我一起长大的邻居朋友王希钧看见并告诉了家父。于是家父便改变了决定,同意我继续升学高中。

由初中到高中一年级的四年学习生活,实际上是在内战中度过的。在1951年背着家父参加高考已是解放后的事了。国家对全体大学生发放助学金是我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的最大保证,这是后话。

1951年的高考考场设在西安西南门外历史悠久的西北大学。化学系的讲解员是我高中的高年级同学。他在用魔术般的实验向考生们讲解化学专业的神奇,希望考生们报考化学系。然而,当我征求他对我报考志愿的建议时,他却毫不犹豫地建议我报考西北农学院。理由是那里有很多名教授。因此,我的全部报考志愿都填在西北农学院。其中第一志愿是植物病虫害系。入学后,又进一步选修了著名教授周尧所在的昆虫学专业。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体验,我发现自己对于真菌植物病理学专业更有兴趣,因而中途改学植物病理学专业。在大三期间,我曾为探讨抗条锈病与易感染条锈病的小麦品种之间在生理生化方面的差异及其研究方法向著名植物生理生化学家石声汉教授请教。我曾根据番茄斑点病原菌Septoria sp.的生活史向当时带领我们实习的李振岐老师提出通过在番茄地密植三叶草植被,既可达到防病目的,又可通过三叶草植物固氮以肥沃土壤,一箭双雕。

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统一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所长是著名胶体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西北农学院虞宏正教授。在这期间,我曾在著名植物病理学家,西北农学院李建义教授指导下从事小米黑穗病的研究。

1956年,我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在著名真菌学家王云章教授指导下进行蔷薇科锈菌分类研究。

1959年的工作照

 

随后,遵照我国真菌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戴芳澜教授关于填补我国真菌学中地衣空白学科的主张,我于1958年被派往苏联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地衣学专业,于1962年毕业并获苏联生物科学副博士学位(=PhD) 后回国。近四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珍惜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出国留学不是个人选择的,而是由国家选派的。既然我有幸被选派赴苏留学,我当然非常珍惜这一机会,尽可能好地完成填补空白学科的任务。在学习期间,我基本上是按照由研究生宿舍、研究生院课堂及实验室这三个点所连成的线作为行动路线完成了四年的留学生活。

1959年,魏江春先生在Mookba

1962年魏江春先生在列宁格勒

 

按照苏联的学位制度,在获得了相当于PhD的科学副博士学位之后,在生物学领域通常要经过10年左右的独立科研工作,发表与博士学位论文有关的研究论文20多篇以上,才能有资格提交博士学位论文并经过答辩,方可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我本来打算回国后经过8年左右的努力以完成上述计划。然而,十年动乱使我的计划推迟了30多年,直到1995年才以《东亚石耳科地衣分类学与地理学分析》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俄罗斯科学院考玛诺夫植物研究所通过答辩而获得了生物科学博士学位(Dr. Sci.)。

1962年论文答辩会之后的合影(前排右二为魏江春先生)

 

 插  曲

1958年,我带着填补学科空白的信念和一张白纸进入了苏联科学院研究生院,1962年,又带着一本学位论文和一颗实施信念的心回国。我如饥似渴地希望了解国内自然界的地衣区系,因而,自1963年初夏直至十年动乱之初,从陕西秦岭太白山开始,陆续对贵州梵净山、四川峨眉山、云南玉龙山、湖南衡山和江西庐山进行了地衣考察与标本采集,并参加了1966年早春启动的西藏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正当我全力投身于我国地衣野外考察和采集活动中时,由于1966年7月底的政治动乱使珠峰地区科学考察中途夭折。

年轻时的魏江春先生

 

十年动乱期间,全国的科学研究与文化教育基本停止。在这种情况下,科研业务也只能一有机会便见缝插针地作为插曲予以推进。

在周恩来总理关于恢复科教工作指示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于1972年夏季在北京召开了计划工作会议。我是出席会议的微生物所代表。当我得知植物所代表林鎔拟向会议提出恢复《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工作的信息时,便也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借此机会向会议提出筹备成立包括仍游离于动植物志规划之外的藻类、真菌、地衣和苔藓在内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委会》的建议,以启动我国孢子植物志的编前研究和在研究基础上的编写工作。在征得海洋所代表、藻类学专家曾呈奎同意并积极支持后,又向动物所代表朱弘复通报了上述情况,并在试探关于恢复动物志编委会的可能性时,也获得了肯定的回应。得到诸位同仁支持后,我们就恢复《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并筹备成立新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简称“三志”)达成了共识;推选曾呈奎代表大家向大会正式提出在恢复动植物志编委会工作并筹建孢子植物志编委会的基础上尽快召开“三志”工作会议的提案。该提案得到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武衡的批准。在那次会议上刚恢复工作的原生物局局长过兴先对“三志”工作会议给予了很大支持。

1986年“中国孢子植物”编委会合影

 

《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的成立,对于由《中国海藻志》、《中国淡水藻志》、《中国真菌志》、《中国地衣志》和《中国苔藓志》五志组成的“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前研究和在研究基础上的编写工作的启动和推进起到了重要的引擎作用,从而有机会在十年动乱的夹缝中开展部分科研工作。然而,在随后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微生物所出现了将《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志的编研当作复旧靶子予以批判的大字报。对此,我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工作通讯中明确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运行,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因而是新生事物!”以稳定全国编志人员的情绪,鼓励大家的编志积极性。

年轻时的魏江春先生

 

1973年夏天,一位名叫乔林的中国科学院领导成员之一,带领一群随员来到微生物所,主持了一个事后才知道堪称为“引蛇出洞”的座谈会。我在座谈会上强调“科学院是搞科学实验的”。会上无一人提出异议。然而不久后,乔林便在中关村大礼堂作为主讲人,对于科学院的所谓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展开了大批判。她说:“有人说‘科学院是搞科学实验的’,我说不对,科学院首先是搞阶级斗争的”。1974年春节后,微生物所二楼礼堂也专门召开了针对‘科学院是搞科学实验的’的所谓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全所批判大会。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6年冬季,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全院京区庆祝大会,和胡耀邦、李昌同时被小平同志派进科学院进行整顿的三位领导人之一、后来又被造反派结合进领导班子的王光伟是庆祝大会的主席。他头一句话就说:“现在看来,科学院就是搞科学实验的嘛!”对此,坐在听众席上的我有两点感受:一是终于为我的“科学院是搞科学实验的”话平了反,如释重负;二是如果没有“现在看来”这半句话,我们将不至于对科技部门的高管失去信心!

 跨  越

四人帮被粉碎后,小平同志再次出山,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治国方针,为我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明了航向。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各行各业开始探索快速发展的途径。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进一步调动了全国科教界知识分子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科教事业的积极性。“中国科学院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实验室”作为全院,也是全国第一批17个对外开放的实验室(所)于1985年正式成立。开放实验室本着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积极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开放实验室于1991 年成立了真菌和地衣分子系统学实验室,举办了向国内外开放的真菌地衣分子系统学训练班,从而较早地推动了我国真菌地衣分子系统学的开展。

魏江春先生与罗马尼亚地衣学家合影

 

1976年在阿尔巴尼亚科尔察城(左一为魏江春先生)

1984年在南极乔治王岛(右二为魏江春先生)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Whittaker(1969)的生物五界系统已被修订。其中真菌界(Fungi)的黏菌和假菌已被分别划归原生动物界(Protozoa)和管毛生物界(Chromista),留在真菌界的只包括狭义的真菌。由于习惯和传统,包括黏菌和假菌在内的Whittaker生物五界系统中的真菌界,实际上可被理解为广义的真菌,又被称为“由真菌学家进行研究的生物”或“真菌联合体”等;在我国则被称之为“菌物”。中国菌物学会于1993年正式成立。在我主持菌物学会工作期间,本着民主、公平、公开的原则,为将学会办成全国菌物学家之家而努力工作。在这期间,我们先后与瑞典、芬兰、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的真菌、地衣学家建立了人员交往、学术交流与标本交换关系。这对于我国地衣学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我国菌物科学事业最繁荣的时代。

 教  训

在与国外科学家的交流中,多数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和为人处事受到了我们的敬重。然而,作为对年轻人的提醒,有必要在此回顾一些值得吸取的点滴教训。

通过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之间的交换计划,我于1989年9月前往英国有关科研机构进行世界范围石耳科地衣的研究。当我在林奈学会标本馆里发现林奈关于两种石耳地衣的原始标本被后人混淆并张冠李戴后,令我深感惊奇的是,从瑞士的Frey,挪威的Scholander,到美国的Llano这些专门研究石耳科地衣的大师们,竟无一人发现这一错误!于是我便围绕这一问题撰写了一篇文章,并将该文的初稿寄给一位著名的地衣学家,希望得到他的意见和建议。此后,我一方面在等待对方的回音,另一方面在访美期间,根据新的资料继续修改并完善文稿。然而,想不到的是,等了三年有余,却始终未能得到对方的任何回音。直到1993年,当我的《亚洲石耳科》地衣专著即将问世之时,我不得不主动写了一封催问对方的信件。更加令我吃惊的是,对方居然毫无愧疚地告诉我,某人正在伦敦林奈学会标本馆里进行这件事,并要我等待他即将发表的文章。看来,如果我不催问,对方根本就没有打算给我回信!

魏江春院士在显微镜旁

 

《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中指出:“延缓报道重要新发现的研究人员,也冒有让他人的相似成果先行发表而自己的发现得不到承认的风险。在科学交流中,知道何时披露及披露多少始终是一种挑战。”在我看来,认清科学交流对象更是一种挑战。

此后也曾遇到过年轻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也一度让我非常愤慨。我的朋友、著名真菌学家、美国田纳西大学的Ron Petersen教授曾提醒我说:“要当心别人侵占你的成果啊!”而《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一书的译者序中则指出:“在人际交往方面,诚实是信任的基础;在科研工作中,同样如此。因而,科研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以科研人员本身的诚实为前提的。事实上,科学的进展首先建立在科研人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其次才是社会公众对科学事业和科学人员的信任。换言之,如果说科学研究旨在探求真理的话,那么科研人员的道德底线应该是诚实。”爱因斯坦也有句名言:“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

魏江春院士与学生在一起

 

我以为,做科研的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这些名言,并认真想一想。希望大家都能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在科学的征途上,严谨求实,开拓创新。

 期  望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为我国地衣科学的贡献仅在于遵照我国真菌学的奠基人戴芳澜的夙愿和领导决定,填补了学科空白,为后来者铺了路。我国地衣学的发展与繁荣,寄希望于后来者的更大作为。

所谓生物多样性,实乃含有多样性基因的多样性物种存在于地球生物圈中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于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的保护,归根结底是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又在于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保护。物种多样性的另一种保护途径还在于迁地保护。对于地衣物种多样性的迁地保护就在于从自然界地衣物种多样性中采集并分离培养出尽可能多的地衣型菌藻物种多样性。对于它们在表型与基因型相结合中进行采集、识别、归类、命名、描述;按照各自的演化关系,以物种为基本单位,将它们排列成不同等级的演化系统,从而形成地衣物种综合信息的存取系统;为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地衣物种资源、基因资源的信息存取系统。将地衣多样性的物种中的活体菌种和藻种保藏于作为物种资源和基因资源的存取系统,即菌藻种库;为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地衣型菌藻的物种资源、基因资源存取系统。地衣型的活体菌藻种和生长在自然界多种生态系统中的地衣原型在表型特征上截然不同。为了辨认和对接菌藻种库中的活体菌藻种和自然界的地衣物种原型,将采自自然界的地衣物种多样性原型标本保存于作为地衣物种表型证据的存取系统,即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国家菌物标本馆地衣标本室(HMAS-L)中,为生命科学研究和物种资源及其基因载体原型的对接提供硬件存取系统。

魏江春院士在论证会上发言

 

地衣分类学家,或称地衣系统演化生物学家,在对地球生物圈多样性生态系统中的地衣物种多样性进行采集、分析、识别、归类、命名、描述等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使其研究结果不断丰富上述三个存取系统,是新世纪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资源研究开发和利用不可缺少的上游环节和重要支撑系统与后盾。这三个存取系统越丰富,则资源筛选的基数就越大,筛选效率就越高。如果能将我国地衣分类学或地衣系统演化生物学及其三个存取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予以重视并给予强力资助,必将在可再生资源创新与人类可持续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进行《中国地衣志》的编前研究和编写以及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实验室运行期间,我高兴地看到一批年轻的地衣学博士陆续成长起来。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孢子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主持下,我积极建议启用一批年轻的地衣学博士作为实习主编,通过承担“十二五”国家基金委重大项目中国孢子植物志编研中《中国地衣志》的国家任务,使我国这批年轻的地衣学博士得到锻炼和成长,成为国家地衣学科的栋梁。

我国地衣学的发展应在分类学的基础上,围绕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面向环境与健康,进行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地衣资源的开发,是我国地衣学发展与繁荣的重要途径。对于地衣及其菌藻的初生与次生代谢产物在人类健康上的潜力以及在优化人类环境方面的功能生物学进行研究与开发,是我国地衣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解决国家需求中不断克服遇到的科学技术难题,在攻克科学技术难题中完成国家需求任务,以任务带学科,学科促任务的方式,促进我国地衣科学的发展与繁荣。

在进行地衣生物学,包括地衣演化系统生物学、地衣及其菌藻功能生物学等的研究中,表型组学、基因组学与环境组学相结合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在主客观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尽力向前推进。

魏江春院士在电镜前工作

 

在研究生培养中,我所遵循的理念是希望培养出具有重视人格和科学道德,具有谦虚、实干和创新精神的年轻人。在这一过程中,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一书告诫我们:“成功的师生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和相互同情的基础之上的。师生关系能够持续到科学生涯的各个阶段,正因为如此,这种关系有时又被称为师徒关系而不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尊重导师、忠诚于研究群体、热衷于科学事业、对科研课题全力以赴、仔细做实验、实验记录完整准确、实验结果汇报精确、对口头及书面报告和论文的发表要尽心尽力。” 这些忠告,无论是对于我国年轻的地衣学家,还是有意投身于我国地衣学家行列的青年学生,都是极为有益的。

 

我衷心希望我国年轻地衣学家之间在相互信任和团结基础上更加勤奋、演进、开拓与创新,愿我国涌现出更多世界一流的地衣学家,促进我国地衣学不断发展与繁荣。